主题: 走过童年——狂人自白

       我是一个狂人！  鲁迅作有《狂人日记》，愚虽不才，生性呆拙，乖拧不羁————然也想做一回周先生的学生，试着作一篇文章，就叫“狂人自白”！以证实我真正是个“狂人”。
       所谓“狂人”，实即常言所谓“神经病人”。这里借用先生的提法，不仅好讲些，似乎也好听些。因为“精神病”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名声，这个恶名一直“压迫”了我几近三十载，并且越发沉重，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 时而甚至也想，活着真倒不如不活的清静。但我的“大脑”终归没有坏掉。我常想，这“精神”是病，那“蔫巴”就不算病吗？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的定律所致吧。纵观三十年来，国人之“蔫巴”者甚多因而平平健康勿需虑，那“精神”者寥寥无几又每每哗众扰民即称病了。我以为，那些不堪重负厌世解脱的人，不光是愚昧无知，而且更是懦夫。因为在这高科技时代，要解脱实在容易得很，而真正的狂人， “真的猛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
       我是个“晚熟儿”。步入而立之年，好像才意识到：我是会死的！那是在一个晚上看了赵忠祥老师讲解的“动物世界”之后。而之前，我以为我会一直活在世界上，我的时间是无尽的，永恒的。
      “精神病”的名声虽然可恶，但在我却有很多好处。依照法律，精神病人杀人也可活命，我怕什么？于是我便可以说任意的荒唐话，做任意的荒唐事，大不了挨一句“精神病”，也不疼不痒，或干脆进神经病院呆几天，又耐我何？树人先生早把那“啊Q”的秘诀，烂熟于我心矣！ 别人不知怎样，入精神病院对我来说只相当于睡了一次“大觉”——金鸡报晓，天亮了我便还是我！

“精神病”的恶名着实沉重，但我是压不垮的，因为我是真正“铁人”的儿子，我从娘胎里出来便是个“铁蛋蛋”，柔弱的血肉之躯包裹着钢筋铁骨！
     年长的人都知道，大庆油田有个“铁人”王进喜，“王铁人”，却鲜知在咱们家乡也有个铁人——“杜铁人”，就是我的父亲“杜亚祥”。这“铁人”的名号是父亲当年的荣耀，我小时听他常讲的，说他二十多岁在凌北的牛圈子沟“秋翻”时，曾经驾驶拖拉机连干三天三宿，被领导喻为“铁人”。于是，在凌源县农机口提起“杜师傅”，差不多都知道—”那是铁人”！——实在说，大庆那个“王铁人”，其实“不算太铁”，47岁便英年早逝了。而我的父亲现已年近八旬，身子骨依然硬朗，才是真正的“铁人”！
       “我早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年轻时，他曾想学那个“末代皇帝”溥仪，也写个“我的前半生”，但不久就放弃了。因为那是“很费脑筋的 事儿”，况且，他文化不高，只念完“高小”，就入队干活了，那年他只有16岁。待我闲时，另起一篇，完成夙愿。这里，我想多讲些我自己。
      用时髦话说，我是个七零后，生在“文革”中期，生年岁在“辛亥”，算来苟活于世近四十五春秋矣！那年春天3月25日夜，我诞生在辽宁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听大姐说生我时是父亲把我接生出来的。父亲忙于工作是不常在家的，偏巧那天正好赶上父亲在家，母亲也没让请老娘婆，就顺利地生了下来。父亲一看是个小子，欢喜的不得了。
  “小城子”是紧挨县城的一个小乡村，位于西北方向相距街里约二十华里。我的姥姥家就在这里，与我家斜对门。姥姥家住道北，我家住道南偏西一些。说是姥姥家，实则应该叫舅舅家。因为有我时，姥姥，姥爷都早已过世。我儿时的记忆里，只有两个舅舅，一个很会下象棋；一个是不能讲话的聋哑人——

     我的老家原本在凌源县城，1961年挨饿时才搬到乡下的，我的大哥就生在凌源街里，那时他才两岁。父亲从生产队出来学的开拖拉机，正好当时县拖拉机站就驻小城子。其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街里根本吃不饱饭，到乡下咋也能好过些”——-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吧，反正我家是到了小城子了。
    也许，我原本就不应来到这世上！因为常听父母说，我家在小城子的那块房基地是个“绝户地”！我家原来批的“地基儿”不在这里，不知怎么被别人走关系调了包。于是，在这里，母亲接连生了三个闺女————我的三个姐姐：大姐龙年夏天生的，二姐次年冬天生的，又过三年有了我老姐。据说，七零年代就有了“计划生育”的说法，只不过那时还不严，于是在七一年母亲把她的第五个孩子生了下来，居然是个小子。终于打破了“绝户”的说法，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如果我也是女孩儿，命应该更好些，因为母亲说我是坐着生的，“坐生娘子立生官”，——-她常念叨的。
    也许，我的一家都不应来到世上！因为听父亲说，他两三岁时得一回“大肚子病”。请了先生说不行了，“干草”都备好了，准备要扔了。是奶奶坚持不放弃，熬了些绿豆汤，竟然灌好了，捡回了一条小命儿！

（语云覆水难收，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话说半道，咽是咽不回去了，再不吐出来-在喉咙这儿噎着 是着实难受！睡醒没事儿，还是一吐为快的好。）这儿太窄吧，换个宽敞地儿吧。

----所以我感觉我来在这世上太不容易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不那么容易来到世间的。医学家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英雄，就已经是个胜利者了，从为天的爹身上下来，一同到作地的娘胎里的，可不是他自己，是数以千万计的同伴，他要吃掉所有的同伴才得已在那小世界里发育、成长。

所以，先生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在吃人，由此看来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人原本就是应该吃人的，一开始先吃同类，吃完同类再吃异类，然后是同类、异类，能吃的通吃！

来之不易，怎可轻易放弃！

现在的孩子，大学毕业都二十好几该成家了，哪有心思好好玩儿活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该好好想想吗？教育改革怎么改呀？

我的乳名叫小全，是父亲起的 。愿本想叫双全，因为双全叫着费劲吧，便叫小全了，我平时听到的呼声就是一个字全？我会说话后也呼姐姐们的小名，母亲告诉我要叫姐，我便反驳说，那他们咋不管我叫老妹子呢。他们便招笑。也许是老疙瘩的缘故吧，小时候父母哥姐都喜欢我，疼爱我。忽悠忽悠坐轿捞，新喜分儿来到河套捞，这是两个姐姐双手编在一起在炕上抬着我时候唱的。哥姐大人们的宠爱使得我成了一个娇柔懦弱的孩子。

废话说这么多，这精神病的名到底怎么来的呢？

外面的传言是考大学受刺激了，念书念多了。

这话听来倒也贴乎，在小北口这块儿同龄孩子当中，我学习算是可以的。尽管小学时成绩一般，就是个红领巾，连个一道杠杠也没带过但至少我没有蹲过级。

当了课代表，就得好好学数学，不然对不起这名呀。就钉个小本儿，专记数学公式，物理、化学公式也多，也记上，好背。这样我初中时理科成绩都还可以，不然是考不上高中的，因为我语文、英语不好，中考成绩都是五十多分，而数理化都七八十分。初三六班应届男生考上高中的，记忆里只有任国田、张鸿儒和我。到高中我们都不在一个班了，任国田不知道家是哪儿的，张鸿儒家在天元酒厂住。初中时他好像是英语课代表，放假时我经常去他家写作业。

高中同学有个叫李永杰的，绰号外国种儿。卷头发，脸色也挺黑，现在想想有点儿像小曼德拉。上学时候去过他家，在莫西住，他父母都有印象，还有一个哑巴弟弟，不知道现在还在那儿住吗。说到莫西，想起那里的铁路桥了。初中时一放假我就到张鸿儒家写作业，天天长在他家，他家在天元酒厂门口住。从酒厂门口大坡下来就是306老道，往北也就三、五十米的样子就是铁路桥道口了。我们时常到那铁桥下玩耍，也有时拿本儿书在桥下石墩子上用用功。

高中时周学军我俩在铁桥这一带也用过功，应该是背英语，周四方团脸，是个假丫头（文质彬彬，举止女人气，说话鼻音重，个子有一米八，还四眼。（学习好的四眼多，他英语好）

我们是在河北岸上的小杨树林里背过单词。小学时刘军我俩在北大桥这边也背过书，他家比我家离河套还近，小学时我好在他家做作业。他父亲叫刘永德，老哥儿三个是头大的，老二刘永宝家的刘柱和我也在一班。在河套边这儿住的小同学还有候俊生；还有个初中同学郭福平也在这块儿住。还有个小同学好像叫杨益春他家是在去往东菜园子道边的两层什么家属楼住。还有叫周敬贤的老两口，心眼挺好的，我儿子小时，他们送孩子一顶小帽子挺好看的。那时母亲边干台球厅，边在道边批些日用品卖，和街坊四邻的接触较多。

下文呢？

我替你慢慢道来吧，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6岁他家从小城子搬回了凌源街里，老院子在凌源北街小北口，8岁上学之前的两年里，父母上班，哥姐上学，就自己在家玩，看家。78年8岁到北街回民小学上了一年级，83年小学毕业到凌源二中上了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