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牌年画最初是外资商人为了推销产品，将广告与年画合而为一的商业性绘画。它的内容新鲜，印制精良，又附有实用的年历，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月份牌年画最初有传统画法和西方画法两种，后来逐步发展，在语言模式上融合了中西绘画语汇。其特有的擦笔淡彩法，是以体面塑造为主要手段，较传统年画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在内容上，月份牌年画包括时装妇女、儿童、吉祥祝福、古装人物、风景名胜等。代表性画家先后有郑曼陀、杭樨英、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胡伯翔、谢之光等。建国后月份牌年画有了新的发展并培养了大批年轻作者，内容也更加健康向上：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画家创作了一批木刻套印与石印年画。木刻套印年画吸收了传统民间年画的手法、体裁，加以套色，富有表现力。此时还出现了将传统工笔重彩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简括、粗壮的年画。它们成为颇受解放区老百姓欢迎的新年画，一改昔日旧年画的面貌。如《军民合作》、《五谷丰登》、《保卫边区》、《学文化》、《参军》、《豆选》等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化部特别发出了创作新年画的通知，并以评奖的形式来鼓励艺术家从事这项工作。各地美术出版社都把年画出版作为重点，新年画由此而得到长足的发展。50年代初出现了创作高潮，作者广泛，其中包括一批后来较著名的中国画家和油画家。作品种类之多，印数之大，已达空前。在广大农村世代流行的旧年画完全为新年画所取代。新年画除传统的月份牌年画、民间木版年画之外，又增加了工笔重彩年画，水粉年画乃至油画年画。题材上以歌颂新社会、号召搞生产和描绘领袖形象一类为主。受到普遍欢迎的作品有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邓澍的《保卫和平》、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金梅生的《菜绿瓜肥产量高》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画创作单一贫乏，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领袖人物肖像年画和反映阶级斗争的年画占据了年画的主要部分。70年代末，年画又开始丰富起来，随后是大量摄影作品和新型挂历的出现，使年画艺术的发展增添了新气象。
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年画艺术开始走入低谷。新的城镇观众的审美要求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年画已经很难适应他们的需要，年画面临着考验与选择。90年代，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镇居民更加注重自己居室的装饰和美化，传统的年画已经不再有吸引力。年画除了偏远的农村以外，基本上没有了市场。年画的兴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市民与农民不同的审美趣味及其变化。
（2）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的绘画形式，连环画是在近现代由小说插图演变而来的。最初的连环画称为“图画书”、“小人书”、“公仔书”等。至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游记》定名为“连环画”，遂成为通称。
清末民初的早期连环画，其创作与出版发行集中在大城市，销售对象主要是城市民众。作品内容与形式多受戏曲舞台形象影响，以适应商品市场行情为转移，也曾有大量荒诞、神怪和色情作品。较有代表性的连环画作者有朱植轩、沈石佛、刘伯良、李澍丞等。20年代至30年代，连环画有了新的发展，著名的连环画家是朱润斋和周云舫，多画传统小说和其他传统题材，逐渐改变了画面的舞台效果而趋于真实描绘。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一批新的连环画家，他们是赵宏本、沈曼云、何庙云、钱笑呆、陈光镒、严绍唐。其中以赵宏本成就最突出，他创作了一系列爱国主义的古典题材作品和一些现代题材作品，如《海国英雄》、《戚继光》、《阿Q正传》、《雷雨》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受到空前的重视。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连环画家成长起来，创作题材广泛，形式风格也趋向多样化。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多次举办连环画创作评奖活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就有八十件作品获奖，其巨大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素来对连环画抱有的轻视，连环画真正登入美术的殿堂。50年代的连环画在艺术上还相对幼稚，图解性强而创造性弱。至60年代初，《山乡巨变》的出现，标志了中国连环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连环画创作出现了虚假、矫饰的倾向，内容形式都趋向单调贫乏。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连环画家除老一辈之外，又涌现出刘继卣、顾炳鑫、丁斌曾、韩和平、王弘力、程十发、贺友直、华三川、王绪阳、王淑晖、许勇等成就突出的新连环画家。著名的作品有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朝阳沟》，华三川的《交通站的故事》、《白毛女》，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红岩》（与人合作），丁斌曾和韩和平合作的《铁道游击队》，赵宏本和钱笑呆合作的《三打白骨精》，王叔晖的《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王绪阳和贲庆余合作的《童工》、《我要读书》，程十发的《孔乙己》等。还有长篇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如《岳传》（十五本）、《水浒》（三十本）、《三国演义》（六十本）等。这些成熟的和手法高超的画家所创作的数量巨大的作品，展现了连环画艺术在建国后的辉煌。在为数众多的连环画作品中，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代表了现代绘画史上连环画的最高水平，其刻划性格的深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方风格，高度成熟的民族形式，以及与文学原著相和谐的抒情性，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无数有志于连环画创作的后学者。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连环画艺术又出现了一个高潮。1979年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合作的《枫》标志着连环画又一次高峰的开始，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的获奖连环画作品，把中国连环画艺术水平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连环画作品共获23枚奖章，名列各画种之首。其中金奖4枚，作品是尤劲松的《人到中年》、李全武和徐勇民的《月牙儿》、韩书力的《邦锦美朵》、高云的《罗伦赶考》。获奖的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他们开始把连环画作为一种高档次的艺术品进行创作，在对作品主题内涵作深入探求的同时，又致力于表现技巧与形式风格多样化的探索，打破了单线勾勒或黑白素描等传统格式，在画法、构图、处理时空关系、塑造形象、刻划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并有新的突破。
80年代末至90年代，由于电视、录像的冲击，连环画的出版和销行量开始下降，传统的连环画的创作急剧减少，连环画家们开始探索对连环画艺术价值、创作观念的新理解。受国外卡通绘画艺术的影响，一些连环画家开始创作卡通式连环画。但由于受传统连环画观念的困囿，传统的连环画家很难在卡通画上做出成绩。倒是新崛起的一代青年卡通画家，在卡通连环画艺术中取得了一定成就。
（3）宣传画宣传画是指以宣传鼓动、制造社会舆论和气氛为目的的绘画，它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绘画品种，一般带有醒目的、号召性的、激情的文字标题，也名招贴画。宣传画带有很强的政治、文化内容，按其用途可以分为政治宣传画、电影宣传画、文化宣传画、体育宣传画、卫生宣传画等。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宣传画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多以报刊登载、传单或墙壁画的形式出现。内容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和军阀的残暴与腐败为主，还有的歌颂北伐战士的英勇。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江西革命根据地曾出现许多粗朴而生动的宣传画，如《挣脱枷锁》、《粉碎敌人进攻》等。30年代最突出的是抗日救亡宣传画。1938年，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团结了一批抗日画家，创作了许多抗日宣传画。1932至1934年间，以画家沈逸千为首组织了国难宣传团，携布画先后历十多个省会巡回展出。在40年代，解放区的画家紧密配合抗战任务，创作了许多反汉奸、减租减息、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根据地乃至农业生产、讲究卫生等内容的作品。其形式主要以木刻版画为主，有的利用民间“拉洋片”、“西洋景”的方法，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宣传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宣传画家，影响较大的有哈琼文、翁逸之、吴敏、游龙姑、吴性清、钱大昕、杨文秀、张汝济等。他们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进行宣传画创作。北京、上海、天津遂成为出版宣传画最集中的地区。50至60年代，宣传画配合群众运动而出现了繁荣。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有蒋兆和的《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哈琼文的《祖国万岁》，钱大昕的《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高产》，刘秉礼的《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等。60年代末，宣传画开始出现浮夸、伪饰风，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至。
“文革”期间，宣传画印行很多，但题材单调，成了为个人崇拜思潮推波助澜的工具。在艺术上则多公式化、概念化，用大拳头、瞪眼睛和装腔作势的形象表示“革命”，虽然到处张贴，却很难有什么艺术力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宣传画创作跌入低谷，一些公共场合宁愿挂花鸟风景画，也不挂宣传画。70年代末至80年代，宣传画又有了复兴景象，但此时的宣传画，风格趋向多样，不再像50年代那样以写实为主。同时，一些画作也出现了与商业广告的合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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